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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北陵之得名，应该是近代的事，因为在清朝的时候，它是叫“昭陵”的。解放后，沈阳市政府把这里辟为“北陵公园”。这次我来游览，先是走进刻着这四个字的仿古牌楼，然后穿过一条长长的新修的沥青路。倒是路两旁的古松，给人天高云淡，一片苍茫的感觉。

北陵的古建筑群，在路的尽头。以砖石结构为主，石桥、石刻牌坊，牌坊后大红门内，石雕华表和石兽分列两旁。陵园全部建筑的主体是方城及其后面的宝城。砖石结构的方城，高达7米。宝城中间半月型的宝顶，比方城还高几米。一代开国皇帝清太宗皇太极和他的皇后就埋葬在这里。陵园背后隆业山气势壮观，陵前石桥下流水潺潺，真个是风水宝地。

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8个儿子，35岁即位称“汗”。按我们现在人的说法，他算有个好爸爸，其父努尔哈赤拼了一辈子，把现在东北的全境都变成了他的领土。

对于一般人来说，守好祖上创下的一份基业，已属难得，创业艰难，守诚不易。但是对于皇太极来说，他要抒写的是人生极至，他要让生命发出最璀璨的光芒。《清史稿》说他是：“允文允武，内修政事，外勤讨伐，用兵如神，所向有功”。他是一位“上承太祖开国之绪业，下启清代一统之宏图”的创业之君。

35岁即位，皇太极改元为天聪元年，改易族名为“满洲”（以前叫后金），并对其父的内外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。其中尤为甚者，是在对待汉人的态度上。满洲和大明之间的战争，说白了，是满汉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。战争的一方，满人胜出，所以对于满人来说，满人是征服者，汉人是被征服者。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地位自然有天壤别。所以在努尔哈赤的手上，就对汉人采取高压政策。而皇太极则不同，从汉人范文程身上，可窥一斑。即位之始，皇太极就加封范文程为昂邦章京，理由是：“范文程虽为汉人，对后金素秉忠心，运筹帷幄，妙计迭出，实为不可多得之天才。本汗加封他为昂邦章京，为我朝文官之首”。阎崇年的《正说清朝十二帝》中也有这么一段有趣的记载：

皇太极重用汉官，范文程是一个例子。“太宗即位，召直左右，参与军政大计。每逢仪事，总问：“范章京知道吗？”，遇有奏事不当之处，总是说：“为什么不和范章京商量呢？”。大家说：“范章京也这么说”，太宗就认可。有一次范文程在皇宫里进食，看着满桌佳肴美味，想起老父亲，停著不食。太宗明白他的心思，立即派人把这桌酒席送到范文程家里。

仅就对汉人政策不同这一点来看，皇太极的心胸气魄就比其父宽广多得多了，真是一代比一代强，显示了清初蒸蒸日上的气象。

有时候我也想，汉民族的历史，被异族统治的有元和清，清之所以能统治汉民族，自然得益于汉人如范文程，如洪承畴，如吴三桂……，元之所以能统治汉民族也得益于汉人蒲寿庚以市舶降元而亡宋，真不知道这些汉人在民族大义前作何沉思？当然这些现在都湮没在历史的烟尘里了。

通过皇太极的一系列变革，满族在军事上节节胜利，在政治上日益安定，在经济上逐渐繁荣，迅速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。清入关前一年（1643年），皇太极突然死于中风，终年52岁。如果他能多活8年，活到60岁，自可问鼎紫禁城。人事无常，岂是当年松锦用兵，鼻子流血，马上用碗接血，昼夜兼行500余里的他所能料到的，后事只能留给后人，《清史稿》也道出他“储嗣未定”和“大勋未集”两大遗憾。北陵始建于这一年。

绕宝顶，沿方城上石道往回走，一边追溯一个王朝的兴亡，一个帝王一生的点滴，一边慢慢地欣赏这距今三百多年的古建筑。方城四隅的角楼，琉璃顶金黄，清初城堡式山城建筑与中国传统的陵园建筑风格在皇太极的墓前，那么自然地融为一体。满汉文化，相得益彰，兼收并蓄。方城内还有用来供奉神牌和祭祀的隆恩殿，庄严而肃穆。方城内的地面是用方石铺砌的，我来的这天，看见许许多多的杂草不懂昔日帝王的威仪，在石缝中不屈不扰地生长，在清风中摇曳着。

过石桥，往林木茂深处走走，发现下马碑，碑上镌刻“亲王以下各等官员至此下马”，用满、汉、蒙、藏、回五种文字，下马碑原是昭陵的第一部分，在陵区的最南面，现在隐藏在北陵公园的深处。

几棵古松，挺拔在下马碑附近，树龄都三百多年了，这么多年的岁月，风雨没能摧残它、雷电没能劈坏它，战火没能烧毁它，它依稀传承的是皇太极的灵魂，仍然生气勃勃地生长着。

据说，现在的北陵是沈阳最大的公园，我来的这天，公园里刚刚举办完某种活动，满地的广告纸，还没来得及清扫，许许多多的人，在隆恩殿前穿着照相亭提供的清宫服拍照留念，热热闹闹的，让人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有一种别样的感受。